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热情居高不下

　　

　　今年春节后不久，中新社发出了一张照片耐人寻味，或许可以载入历史史册。照片中，一群眼神无奈的公司代表站在中国著名的义乌街头，等待着求职者，其中一个是袜厂的代表，照片说明写道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浙江义乌外贸企业，正面临着严峻的招工难问题。日前，386家企业带着6415个岗位招聘，可进场找工作的人数却仅有910人。预计整个义乌企业工人缺口将达到10万人以上，用工缺口的不断扩大，将对义乌外贸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。

　　

　　提高工资标准成春节应景之作

　　

　　在用工荒的背后，是农民工的巨大流动性，每当中国春节来临和人们踏上返乡探亲的道路，意味着他们在新年来临之时将另谋高就，春节使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一年一度的周期性，由于人往高处走，农民工流动为企业，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，企业一方面不得不被动地提高工资水平以吸引新的求职者，另一方面，企业也不能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，因为员工流动性大。

　　

　　随着春节后用工荒的来临，中国地方政府纷纷未雨绸缪，在春节前就陆续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2月4日，广州将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300元提高到1550元，两天之后，深圳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600元，迄今为止，这也是中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，从而为全中国的劳动者发出一个强烈的用工信号。今年初，已有河南、陕西、浙江、北京、贵州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广西、安徽、辽宁等省也表示将在今年上调这一标准。

　　

　　虽然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方面，政府设立了特定的、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如2004年开始实行的《最低工资规定》列举：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支出；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；住房公积金、职工平均工资、失业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，但各地选择在春节期间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不得不说是为春节后用工荒有备而来。

　　

　　弱资本、强劳力？

　　

　　难道中国的就业市场已经开始走向“卖方市场”？有企业，特别是受到政府青睐的外资企业最近频频发声，据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：东莞台商表示希望政府把地买回去，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透露，台商企业中，有的缩小规模，有的转行，不然就是干脆关厂，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标准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　　

　　残酷的是，资本和劳力的关系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，但从道德方面而言，劳动力一方总是处在令人同情的一方，何况，目前中国就业市场上有一种共识，也就是中国目前面对的是一种“就业难”“用工荒”两难凸显的结构性人才短缺加剧的情况，劳动力仍然是弱者。

　　

　　还是有人为企业发声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中国商务部特聘专家、农业部农产品市场流通专家洪涛博士表示：“提高最低工资，对企业，特别是外资企业会有较大的影响，特别是提高了成本，对内资也有较大的影响，如2012年流通企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‘五高三低’，‘五高一降’即：高房租、高物料成本、高工资成本、高管理成本、高税费成本，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幅降低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降低、利润降低，特别是企业利润降低，对于企业的影响是较大，许多企业，包括电子商务企业倒闭、破产等十分严重。”

　　

　　应由市场决定最低工资标准？

　　

　　从理论上说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，应当由市场来决定，但是，世界上许多国家，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由当局决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，尽管如此，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不当会伤害经济，对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，或许在中国，应当更多地撇开春节这一季节性因素，让劳资双方，特别是当弱劳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由工会组织与资方协商定出最低工资标准，这样出错的机会会小一些且为双方接受，同时也给企业更多的喘息机会来适应转型，而不是在它们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时候就倒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