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季工厂少女 12小时望见一生

　　

　　在工厂里，没人会开心，无论男女，人人都脾气暴躁，嘴巴里都不停骂骂咧咧。巧娟也跟人聊天，但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，“实在找不出话可以聊”。

　　

　　另一方面，难熬的孤独，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

　　很少工友会问对方的名字，每个人都是匿名的。他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，代表普工、质管、拉长三种级别——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和身份。这几年，巧娟换了三份工，只记住十来个工友的名字。

　　

　　她曾住过一个月的宿舍，下班以后，到处都要排队，连洗碗也要排队半小时。宿舍里没有人有力气聊天，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，刷着QQ空间，“脑子空白”。

　　

　　潘毅的研究团队曾遇到过一失语女工，其声带无任何病变，但她曾有一整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。2010年，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自杀未遂，在她的记忆力，那时没有手机，没有钱，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，气糊涂了才跳楼。

　　

　　在潘毅看来，不停地跳槽，也会导致女工无法形成固定朋友圈。姚泽兵在三年内换了10份工作。“哪里都是一样辛苦，跑不动了。”

　　

　　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父母。但现实是，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。母亲在工厂上夜班，她只有周日能见到。就算见到，也是一张暴躁不快乐的脸，母女俩无话可说，从不坐在一起看电视。父亲从早上6点到12点在外面开摩的，家里从来没有客人。她想起和爷爷奶奶在家乡的大客厅里看电视的场景，泪水开始打转，“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，其实留守还更开心”。

　　

　　这个城市似乎被压缩成从家里到工厂的小路，日复一日地走，但毫无记忆点。去过一次深圳市区：“没啥感觉，那些繁华与我无关。”

　　

　　巧娟当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。她曾被一张传单上“图书馆”三个字所吸引，加入了手牵手工作室。除了参加工作室组织的讲座，她阅读NGO成员送给她的书籍，她房间的桌上垒着几本书，《女性主义浪潮》、《女工手册》……这也许是她房间唯一有生气的物件。她想有个智能手机，吸收点知识，“比如科学松鼠会，很好玩呢”。

　　

　　聊起开心事，巧娟咯咯地笑，两只手比比划划。这个时候，她仿佛恢复为一个少女。